新中国成立初期，航运业在国家运输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家调运物资任务日益增多，航运业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但航运业长期受船帮、帮会等民间势力的影响，很难适应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亟待建立稳定、统一的航运体系，保证物资调拨运输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全国开展了水上民主改革。
与全国形势一样，赣南的水上社会形势复杂，亟待改革。赣南境内江河密布、流域宽广，章江、贡江、赣江及其支流流经赣南各地，构成以赣州港为中心的航运网络，东可沿贡水直通源流绵江，西能溯章水抵达大余，南可经蜿蜒至“三南”，北能从赣江顺流下长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一九四九年前，船民和船工是水上航运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主要以水为生，以船为家，以水上运输为业，构成独特的水上社会。新中国成立后，陆地上的各种社会民主改革对水上人民有很大的鼓舞，对水上敌人也起到了震慑作用。由于水上流动性大和政府工作人员紧张等因素，仍有残留在水上的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明目张胆或改头换面进行破坏。
1952年底，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江西省委、中共赣州地委先后召开民船工作会议，部署开展水上民主改革运动。在中共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赣州地委成立专区民船委员会，加强对水上民主改革运动的领导。专区民船委员会下设水上民改办公室，办公室下设秘书、登记管理、调查研究、宣传等4个小组。
1953年1月27日至3月底，为摸索经验，专区民船工作委员会在赣州港进行水上民主改革试点工作。赣州港由东门、建春门、涌金门、西门、江口、桃江、湖江等7个码头组成。专区民船工作委员会抽调有关人员组成工作队，在每个码头派驻一个工作小组，每组由7至13人组成，指定专人担任组长，负责领导小组具体工作。
根据“依靠船工和贫苦的劳动船民，团结一般船民和船主，打击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及走私贩毒主犯”的民主改革方针，工作队派出各工作小组与船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详细调查水上从业者的出身、历史及社会关系，进行政策宣传和思想动员工作。通过工作队的思想动员以及召开诉苦大会，船工和船民将个体的遭遇和群体命运结合起来，建立共同的阶级情感，为开展水上民主改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一位老船民对工作队的成员说：“我活70多岁，都没有像你这样的人跟我说话、补衣服，这是毛主席教育得你们好啊！”
工作队通过调查摸底掌握情况，进行船舶户口申报登记和编队编组工作，进行船舶户口查对登记，固定港籍，发放船牌，加强水上控制。在赣州港试点工作中，登记在港的船只共554艘，人口1576人。
同年3月1日，全区水上民主改革会议召开，传达上级有关水上民主改革的指示精神，介绍赣州港试点工作经验，研究与部署全区水上民主改革运动。会后，地、县共抽调256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各港船舶，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水上民主运动前后历时7个月，登记定港的船只共3409艘（含赣州港），最小的载重2吨，最大的载重111吨，人口9378人。广大水上人民在政治上得到了翻身，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参政议政。
随着水上民主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船工与船民团结一致，树立起服务于国家航运事业的意识。船工和船民在旧社会社会地位低下，被称为“船拐子”“船狗子”。船工中存在吃喝嫖赌的现象。船民中也存在种种不同程度的恶习，如运送货物时经常掺砂掺水偷盗、隐藏土匪以致当土匪、蛮横互不团结、经常争吵以致斗殴等等。为了彻底消除船民和船工的旧观念，将船民和船工团结起来，工作队以工资改革为突破口，“根据过去的习惯和当前营业状况，由船工与船民协商解决，过低的工资适当提高”。通过解决困扰双方的工资问题，船民和船工关系得到好转。
与此同时，新的工作队伍也逐渐建立起来。全区各县港口建立和健全航运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内河航运工作。为了更好地组织广大船民，船民协会逐步建立起来，船舶户口制度也随之建立，让船民和船工有组织可以依靠。赣州港以原木船工会为基础，正式成立了航运工会。其他港口，则以运输互助组为基础，建立工会小组289个，还成立船民协会委员会11个，发展船民协会会员3316人，占登记人数的35%；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10个，委员93人，治安小组38个，组员231人。到1953年11月底，40%至60%的船民参加了船民协会。
在开展水上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改革了一些不合理运输管理制度。船民担负费税由21种减至8种，有关水上运输部门组织集体办公，简化运输手续，船舶在港装卸很久的“装三天，卸四天”的习惯规定被打破，出现“装一卸二”新气象。为了将分散的个体运输者组织起来，航运部门联系货源，由船民协会组织运输，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度，将以往个体经营的运输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为顺利调度物资，地委通过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召开会议，转达公私营货物部门的运输需求，再将任务分配给船民。船民除承接国家的运输任务外，还可以在农村地区寻找货源，促进物资流通。
水上民主改革将船民和船工组织起来，纳入国家领导的组织系统中，广大船工船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解放；船舶定籍定港，船工船民生活安定，从而解放了生产力，逐步为有计划地组织运输以及对民船运输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