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9岁入伍,是长征途中最小的女红军；她与肖华将军战地成亲，相濡以沫几十载；走过长征颂长征，数十载岁月无法磨去她记忆中那些长征亲历者们为《长征组歌》的诞生和传唱所寄予的厚望及所花费的心血……
王新兰同志简历：
1924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王家坝“双朝门”。因叔叔王维舟是川东北根据地创建人、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首任军长，王新兰从小受到革命熏陶，6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是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1939年11月21日与肖华在冀鲁边战地成亲，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此后一直从事通讯机要工作。建国后历任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提起《长征组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对于《长征组歌》创作、诞生的经历，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长征组歌》的作者不是专家，也不是诗人，而是来自兴国县的开国上将肖华。最近，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向笔者道出了《长征组歌》创作、诞生前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将军呕心沥血的产物
1964年，全国肝炎流行，肖华将军下连队时染上肝炎，待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理批示要肖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陪同照看。1964年4月，肖华夫妇来到杭州西子湖畔。当时正在筹备纪念长征出发30周年，不少媒体约肖华写点纪念文章，肖华考虑到身体状况欠佳，不便写长篇大论，于是采用诗歌的形式。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了长征中十二个“关节点”，即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形成一组，并用毛泽东同志《长征》一诗中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
王新兰老人说，为了不影响肖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就与肖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肖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写得很是辛苦，人都瘦了十几斤。她说，那真的是“呕心沥血”。
“组诗”写出来以后，分别被呈送给周总理和在京的许多老帅传阅。老帅们都说，用十二首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周总理更是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尤其是对“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特别赞赏，说这是“神来之笔”。当时正在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间惟独没有长征的内容，周总理说，这下好了，先把《飞越大渡河》放进去，于是“组诗”开始变为“组歌”。
总理关心排练与演出
《长征组歌》自1965年“八一”正式首演，在观众的心目中，词曲都只有一个版本。其实，当初为组歌谱曲的除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个人外，总政文工团时乐蒙也同时写了一稿，他这个版本气势宏大，技巧很高。
周总理反复听了两个版本后，觉得各有千秋。考虑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好唱好记，便于传唱，基本倾向于这个版本。一次总理审查战友文工团的“组歌”时，肖华夫妇带着5个孩子也去了，总理问肖家五兄妹：“两个《长征组歌》，你们都听过吗？”他们回答说，听过。总理又问：“你们说，两个组歌，哪个好？”四个大一点的孩子不好意思说，13岁的肖霞却夺口而出：“北京军区的好。”总理又问：“好在什么地方?”肖霞说：“好听好唱。”周总理笑着说：“看来咱们意见是一致的。”
战友文工团排练时，总理亲自去作动员，要他们去部队参观、学习，了解情况，不但要形似，穿上军服、穿上草鞋、打上绑腿，更要神似。当时的演出班子要求很严，彩排时，肖华夫妇还在杭州，到现场观看的将军都是流着泪看完的。
总理弥留之际还在哼唱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肖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老人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四十年历史风尘，四十载岁月沧桑。2004年10月，已经演了千万场的《长征组歌》第一次回到长征的故乡，回到肖华将军的故乡。这一圈由音符滴落产生的涟漪，激荡起红色大地的豪情、苏区儿女的深情、组歌演唱者的激情。《长征组歌》那用血与火谱写的旋律，穿透上一世纪的回音壁，响彻新世纪的天空。而由组歌述说、重现的长征画面，一次次令人们感慨万千，一幅幅定格为永恒的记忆……